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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旗颂》作者吕其明:我终将与这旋律融为一体

2019/10/22 0:00:17

《红旗颂》作者吕其明:我终将与这旋律融为一体

 


在老乡家里,油灯照耀15岁的我向党宣誓

 

整整50年过去了,当时我35岁。

 

《红旗颂》虽然是奉命之作,但这任务是神圣的、光荣的,我应该做好,因为我长期受党的教育。参军从艺76年,入党71年的亲身经历和体验,已成为《红旗颂》成功的必然保证,这是我的优势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战争年代的往事,好像还在眼前。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呢?
   

1940年,我在孩提时代投身新四军的革命大家庭,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,经受战火的洗礼和极其艰苦的磨炼和考验,既熔铸了我的灵魂、意志,也赋予我血与火、爱与恨的音乐灵感。钢枪伴琴弦,硝烟卷歌声。

 

在这战地课堂,在这以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,我作为一个只读过4年书的10岁孩子,同时又作为一名部队文工团的文艺战士,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门牌的生活的大学、战斗的大学、艺术的大学。唱歌、演戏、教歌、行军、打仗、宣传鼓动,把我和指战员们、乡亲们交融在一起,把我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交融在一起。
   

1944年,我参加了文艺整风运动,学习了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这次学习使我认识到文艺是革命的武器,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、最重要的问题,文艺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。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,同时要向优秀的传统学习,向民间音乐学习。通过学习,这些重要的思想,渗透到我幼小的心灵和血液中,在我的头脑中生了根,牢记了一辈子。
   

1945年8月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老乡家里,油灯照耀15岁的我向党宣誓: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,以至献出生命。党教我怎么做人、怎么做事,那就是,要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,要做堂堂正正、坦坦荡荡、老老实实、品德高尚、乐于奉献、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。

 

入党是我的起点,从此,确立了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和文艺观,决心把一切献给党,献给祖国和人民。

 


父亲以生命最后一滴血,写下对党的忠诚

 

亲爱的父亲吕惠生,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。
   

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,是一位农业专家。毕业后回乡办学校、办报纸,从事教育事业。七七事变后,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。1940年初,在敌人的追捕中,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,来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。父亲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,革命进则我家存,革命败则我家亡,此已为明显之铁的事实,我何他虑?”
   

1940年,父亲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,1941年调到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工作,任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。他一生清廉,严于律己,勤奋工作,品德高尚,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我军作战略转移时,父亲由于重病,无法随大部队行动,决定从长江水路秘密转移,因叛徒出卖,不幸被捕。面对敌人的种种引诱,他无动于衷,遭受严刑拷打,他坚贞不屈。
   

父亲走向刑场时,大义凛然,视死如归,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,以生命的最后一滴血,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。时年43岁,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。(哽咽,拭泪)
   

在狱中,父亲写下了大义凛然的诗篇:
   

忍看山河碎,愿将赤血流。烟尘开敌后,扰攘展民猷。八载坚心志,忠贞为国酬。且喜天破晓,竟死我何求?
   

父亲走了,虽然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,然而,父亲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,使我受益终身。亲爱的父亲给了我生命,也给了我铮铮铁骨、耿耿丹心、一腔热血、浩然正气。父亲的英雄形象是我崇高的目标,我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。亲爱的父亲,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 


数十年沸腾的生活,给了我创作《红旗颂》的灵感和激情

 

经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,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,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为宝贵的关键时刻,对我未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决定性影响。
   

1949年5月,随部队进入上海不久,我依依不舍地脱下了深爱的军装,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。
   

60多年来,我在电影作曲的岗位上,努力学习、兢兢业业、勤奋耕耘,为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红日》《城南旧事》《焦裕禄》等60余部故事影片作曲,并创作了管弦乐序曲《红旗颂》、交响组曲《使命》等10余部器乐作品,以及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等300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,在不断地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,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和艺术风格。《红旗颂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
   

创作于1965年春的管弦乐序曲《红旗颂》,是一部赞美革命红旗的颂歌,形象地展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,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,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热爱祖国、欢庆胜利、无比喜悦、无比自豪之情,同时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奋勇向前的进取精神,尽情歌颂了伟大祖国灿烂辉煌的明天。
   

关于《红旗颂》的诞生,还要从1965年2月的一次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会议谈起。在由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、丁善德、孟波、黄贻钧、钟望阳、瞿维和我组成的上海音协党组会议上,对各演出单位报来的“上海之春”初选节目进行了研究。

 

大家认为歌颂党和祖国的作品还应加强,因此,一致决定由我赶写一部歌颂祖国、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音乐作品,指挥家黄贻钧先生建议曲名定为《红旗颂》。
   

面对突如其来奉命作题的创作任务,我毫无思想准备,既兴奋又紧张,担心时间紧、任务重,怕难以完成;但面对这么多老前辈的信任、鼓励和厚望,又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,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。
   

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,是数十年沸腾的生活给了我创作《红旗颂》的灵感和激情。红旗,在我眼中已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,而是革命的象征。它指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,终于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。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,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: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!”天安门广场国歌嘹亮、礼炮齐鸣、人群如潮、红旗似海,那无比激动的时刻铭记在我的心中。
   

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,其中也有我父亲吕惠生。就在这时,几十年来,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,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。我热血沸腾,心潮激荡,夜不能寐。乐思、灵感、激情源源而来,音符在头脑中闪动。

 

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,用激情、灵感和着泪水,我写就了管弦乐序曲《红旗颂》。
        

《红旗颂》问世以来,久演不衰,成为我国在音乐舞台上上演率最高,广播、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,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,并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。
   

“上海之春”为作曲家展示才华,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氛围与平台,没有“上海之春”就没有《红旗颂》,我对老一辈音乐家,对“上海之春”充满着感激之情。
   

我在战斗的艺术道路上,已经走过了76个春秋,是祖国、人民、党和人民军队,把我从一个一无所知的孩子,培养成一个文艺工作者、一个有用之才。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。